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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有緒， 男，回族，19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上海市，中國科學院院士（1999年），中國林科院森林生態環境與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際竹藤網絡中心兼職博士生導師。 

 蔣有緒長期從事大興安嶺、川西、滇北、天山、阿爾泰山等天然林區綜合考察，主持川西亞高山林、海南尖峰嶺熱帶林、中亞熱帶杉木人工林、毛竹林等定位研究，海南大農業考察，東北天然林區立體林業經營研究以及暖溫帶及熱帶生物多樣性研究。     

他已86歲高齡，但仍然思想活躍、思維敏捷，他為祖國林業操心一輩子，如今依然心系林業和國家命運，像年輕人一樣活躍在微信上，分享或評論著熱點話題。他，就是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蔣有緒。

蔣有緒

從風華正茂的北大才子到白發蒼蒼的耄耋老人，蔣有緒一生都在探索森林群落分類、群落學特性、更新演替及功能等問題，推動建成了中國第一個森林生態系統研究定位站，并促使我國森林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研究走向網絡化、規范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對森林的認識還僅限于木材供給，加上那時經濟建設急需大量木材，全國各地都在大規模砍伐森林。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蔣有緒等先驅們引導人們用系統的觀點和思維，認識森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和類型，以及森林與環境的關系，對促進我國合理利用森林、重視森林生態價值、保護森林生態系統，實在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建立中國森林群落分類學的探索者

1954年，為迅速建設開發大興安嶺林區，林業部經中央批準成立森林航空測量調查大隊，請前蘇聯派遣專家隊伍協助開展大興安嶺原始林區的森林資源清查工作。22歲的北京大學生物系學生蔣有緒受命提前畢業，加入森林航空測量調查大隊。

蔣有緒在調查隊擔任中方林型組組長，做蘇方林型組組長巴拉諾夫的搭檔，兩人共同領銜我國第一個林型調查組。林型學是根據立地條件、樹種和林下植被、土壤對森林進行分類，實際上就是植物群落分類，但要適應森林資源開發的需要。

1954年8月，蔣有緒（右二）與蘇聯專家巴拉諾夫在內蒙古納地區國有林標樁前合影

蔣有緒牽頭的林型組完成了大興安嶺的林型分類，命名編制了野外可用的林型鑒定圖表，產生了中俄文兩種版本的“中國大興安嶺林型匯編”和林型手冊，包含了林型分類、特征、資源、更新、演替方向等內容，成為當時我國第一個天然林區的群落系統分類及調查記載資料。

蔣有緒1932年生于上海一個工薪家庭，跟那個年代的同齡人比，算是沒吃過什么苦，但年輕的他一頭扎進大興安嶺時，也沒表現出不適。吃咸菜、啃饅頭、喝冷水、住窩棚，日行數十里，打樣地、搞測量、曬標本、鑒定物種……林業調查的艱苦和工作的繁瑣，經過歲月的洗滌，都淡化成無需贅言的日常，反而，初次接觸森林的興奮和工作中締結的純真友情，經過時間的發酵變得更加濃郁：他清楚地記得陳年往事和“戰友”們的名字。他是一位十分重情義的人。

蔣有緒（中間背帶褲者）與父母兄弟姐姐的全家合影

蔣有緒與夫人黃孝運就是在大興安嶺相識并成為終生伴侶的。圖為2000年11月，蔣有緒與夫人黃孝運在澳門

1955年5月，蔣有緒隨調查隊輾轉于滇西北和川西高山原始林區，1956年，蔣有緒又獨自帶隊赴新疆天山、阿爾泰山林區。在滇西北、川西高山林區，蔣有緒發現，蘇聯學派的森林群落分類理論與方法并不適用于我國南方復雜的森林植被，英美和法瑞學派也不完全適合。那個時候，他就想，應該探索適合我國復雜的森林特征和立地條件的新的理論與方法。

1957年，蔣有緒在天山開展森林調查

1986-1990年，蔣有緒著手森林立地分類，合作項目成果“我國用材林基地立地分類、評價及適地適樹研究”，1992年獲林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他充分考慮了中國復雜的自然地理條件，以親身的野外調查和我國已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采各學派之長，嘗試用亞建群層片和生態種組相結合的二元分類原則和方法，建立了我國完整的森林群落分類體系框架，為今后深入細致地完善有中國植物地理區系特色的森林群落分類體系打下基礎。

建立全國首個森林生態定位站

1957年，我國決定在中央林業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建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簡稱中國林科院)。森林航空測量調查大隊的蔣有緒受命抽調至中央林業研究所，同年11月被派去蘇聯進修。

1957年，蔣有緒（左一）與張萬儒在中國林科院合影

在蘇聯，很多人勸蔣有緒趁公派學習的機會攻讀一個學位，將來好多一些選擇，但“執拗”的他不為學位所動，只求多學理論、多掌握研究方法，多考察野外定位研究站。在蘇聯期間，他重點考察了蘇聯森林和草原等幾乎所有的生物地理群落（即現在稱為生態系統）長期定位觀測研究站，學習他們如何研究揭示森林生態系統的功能。

此時的蔣有緒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森林不僅是生物產量(木材和非木材產品)的生產者。只有闡明了它們的物質循環、能量轉化過程及系統運行機制，以及森林生物之間、森林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才能使人們認識它們的重要性，使森林更好地造福人類的生存和生活環境。”因此，他決心把森林生態系統領域的研究作為今后的研究方向。

1959年11月，蔣有緒從蘇聯學習歸來，中國林科院已經成立。1960年那個全國鬧饑荒、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蔣有緒爭取到院領導的支持，在川西米亞羅，與四川省林科所合作建立了我國最早的森林生態定位研究站（1960年，中國科學院吳征鎰先生同時在云南西雙版納建立了一個森林定位站，但由于熱帶林環境十分艱難，于1964年終止了觀測研究），對亞高山針葉林開展了綜合性的多學科的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當年，一伙志同道合的青年人背負幾十斤重的儀器設備從海拔2400米爬到3400米搭工棚安家落戶。這是中國最早開展森林生態系統的定位研究，但由于全國的政治形勢，于1968年也中斷了工作。

1964-1978年，因為“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蔣有緒先后被下放到內蒙古牙克石林管局、河北滄州南大港農場等地參加勞動，研究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78年，蔣有緒等從米亞羅生態定位站獲得的數據和資料才陸續得以發表。這些文章闡明了川西亞高山森林的特征和生態功能。特別是1981年，長江上游發生特大洪水，蔣有緒等用基于川西生態定位站研究得到的數據和認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洪災既是天災更是人禍的論斷：大面積的森林采伐使岷江上游森林涵養水源的能力大為降低。他在文章中指出，不應該將長江上游作為木材供應基地，而應該以水源涵養作為主要經營方向。這個觀點后來成為中國建設長江中上游水源涵養林體系工程項目的理論依據。

構建全國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網絡

1978年，中國林科院恢復后，蔣有緒始終堅持著森林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長期定位研究。

1980年，蔣有緒與中國林科院熱帶林業研究所一起恢復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已開始的川西定位站（由于米亞羅林區已采伐過度，站點改到臥龍自然保護區），又在海南島尖峰嶺熱帶林區試驗站（后建成林科院熱林所）開始生態定位觀測研究，開展了熱帶群落特征、采伐更新演替、生態系統功能、刀耕火種后果和經營管理等多學科研究。這些研究使蔣有緒對熱帶林結構與功能有了過去沒有過的認識，他在森林類型、結構與功能研究方面提出一些新論點。結合1981-1983年參與的國家農委、中國科協的“海南島大農業建設與生態平衡”綜合考察，蔣有緒等向中央提交了考察報告，說清楚了海南島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和發展途徑。這份考察報告引起了中央重視，有效促進了海南島在全國率先對熱帶森林實施禁伐，發展有特色的農業、林業、生物產業和生態旅游業。

1980年以后，蔣有緒還在海南島尖峰嶺熱帶林區、江西大崗山林區從事熱帶林、杉木林、毛竹林的生態定位研究，并促成了林業部門建立林業系統的生態定位站網絡。

1989年，蔣有緒考察美國東南森林實驗站

1990年起，在國家自然基金委重大項目“中國森林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支持下，蔣有緒代表中國林科院，聯合多家單位，基于林業部門和中科院系統建立的覆蓋我國不同地理帶、不同類型的18個森林生態定位站，在我國首次運用森林生態長期定位觀測數據開展聯網化、多學科的生態系統綜合研究。從此，我國的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站研究從生態系統尺度上升到了全國大尺度的系統研究，通過聯網研究分析和探索綜合規律，突破了從站點向多尺度、多過程的綜合分析拓展，推進了規范化觀測與生態網絡化研究的發展。相關研究從森林結構定性描述轉向生態系統功能與變化機制的定量評價，發展了空間分析與模擬方法，推進了多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全國構建了統一的數據庫，積累了大量的森林生態系統基礎數據和動態監測數據。研究成果提升了人們對森林生態系統的認識，為區域和國家的土地利用規劃、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森林經營與管理提供了科學決策。

2012年，蔣有緒參加海南國家林業局生態定位研究站工作現場會議

蔣有緒不無驕傲地說：“在這方面，中國領先于世界。”因為，直到10年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進行國家尺度的森林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規律分析。

森林生態系統網絡化研究的相關成果被《中國可持續發展林業戰略研究》（總論卷）（戰略卷）（森林問題卷）所引用，為確定林業“三生態戰略”和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奠定了科學基礎。

2001年，蔣有緒評估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重點實驗室

走向國際舞臺展中國林業學者風范

上世紀80-90年代，蔣有緒活躍在各種國際會議上。扎實的研究理論和深厚的學術水平，為他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掌聲；流利的英語和俄語表達能力以及真誠友善的個性，為他贏得了國際友誼，無形中亦為我國林業贏得國際話語權加分。

1994年，蔣有緒在美國參加溫帶及北方森林的保護和可持續經營國際對話會議考察

20世紀末期，蔣有緒開始涉足我國森林可持續經營問題，他最早代表中國參加了“國際溫帶與北方森林保護和可持續經營標準與指標體系”，即國際森林可持續的蒙特利爾進程。1994年9月以來，蔣有緒代表中國林業部科學家參加了蒙特利爾進程第4-7次會議，與各成員國反復推敲相關標準和指標體系的制定。1999年，我國正式開始蒙特利爾進程的中國森林可持續經營的一系列實驗示范。

1987年開始的近10年里，蔣有緒擔任國際林聯亞高山生態學組的副主席、主席等職務，與國際專家們共同探討了山地森林的分類、亞高山森林的特征與經營策略、半干旱區森林可持續經營等問題，并于1990年10月在中國成都主持了國際林聯的 “山地森林的經營管理”國際會議。

除此之外，蔣有緒還主持過泰國、緬甸農林混合經營項目檢查，參加過“21世紀森林科學展望”、全球氣候變化大會等國際活動，擔任過國家氣候委員會委員和國家全球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務。

認準的事情一定要堅持

回望這一生，蔣有緒“很慶幸自己選擇做了一個以森林生態為主要對象的林學工作者”，而且他十分專注，從業時認準的森林分類和森林定位研究，一干就是一輩子，無論多么困難。

2005年，蔣有緒與唐守正院士考察三北防護林

“文化大革命”10年消磨了許多人的信心，但蔣有緒不相信一個國家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相信中國的科學文化從此走向沒落。在這樣的信念鼓舞下，在那個艱難時期，他仍然尋找一切機會汲取知識，總結整理調查資料。

他在下放勞動之余，偷偷翻譯了美國學者編著的“生態學實驗手冊”，后來恢復高考后，這本書成了大學生物和農林學科的最新教材，一代人從中受益。他還與森林調查隊原來的同事們，在1972年、1973年間，將過去在全國山地原始林區調查收集的資料整編成《中國山地森林》和《森林綜合調查手冊》。

“當時，我們并不敢奢望出書，只是想這項工作應該做出來，今后一定會有用的。”果然，努力沒有白費，1978年后，出版界書稿奇缺，他們編著的《中國山地森林》一書很快得以出版，成為中國第一本全面系統的天然林區的分類及經營的專著，后來還獲得林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同期，《森林綜合調查手冊》也出版了，成為重新開始的森林調查事業的重要技術指南。

基于這些經歷，蔣有緒勉勵年輕一代，要認真選擇努力方向，一旦選定就勇往直前。他說：“大自然可以把人的知識變活，并不斷激發人的思想活力。觀察大自然培養人看待事物的系統觀念，鍛煉人的思維分析能力。這是一個生物科學工作者取得成就的動力和源泉。”

參考資料

[1] 中國綠色時報，蔣有緒：森林生態定位研究先驅